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玉溪农职学院党史播报(十九)|“五四运动”和“五四精神”

前言


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华诞即将到来之际,党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。“历史是最生动的教科书”。从播下革命火种的小小红船,到领航复兴伟业的巍巍巨轮,百年征程波澜壮阔,百年初心历久弥坚。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,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,书写了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,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宝贵经验和精神财富。


玉溪农职学院广播站从3月26日起推出“党史故事播报”专栏,分享精彩党史故事,与全体师生一起在“回看走过的路”中,坚定信仰信念、增强自信自觉;在“远眺前行的路”中,敢于担当担责,不断开拓创新。


党史小故事


“五四运动”和“五四精神”


1915年,日本乘欧战方酣,列强无暇东顾的时机,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,提出“二十一条”。到了1919年,欧战结束,在巴黎和会上,中国外交失败,日本又有强迫中国代表追认“二十一条”的行动,中国的外交形势十分严峻。北京各校学生经过秘密筹划,于5月4日举行示威运动,用猛烈的方法惩警亲日派代表人物曹汝霖、陆宗舆、章宗祥,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。


“五四运动”最重要的三份文献


1919年5月4日下午,北京十几所高校的学生3000余人在天安门汇集,宣读《北京学生界宣言》,并游行示威、散发传单、高呼口号。一部分学生决议到赵家楼曹汝霖的住宅前面示威。曹汝霖住宅前的警察和曹氏仆役见人数过多,立刻关闭大门,此举刺激了前来示威的学生,学生们于是破窗破门而入。


当日,曹汝霖、陆宗舆、章宗祥3人恰好在曹宅聚会,曹汝霖、陆宗舆二人从后门溜走,章宗祥遭到示威学生的殴打,示威学生在感情奋张之余还放火烧了赵家楼。大批军警闻讯随即赶来,逮捕学生32人,其中北大被捕学生有20人。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。


天安门集会游行和火烧赵家楼的壮举留下的文献资料中,最珍贵的要推顾兆熊的《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之示威运动与国民之精神的潮流》、罗家伦《“五四运动”的精神》、张东荪《“五四”精神之纵的持久性与横的扩张性》。这三篇“短评”,是“五四运动”最重要的三份文献。


“五四运动”和“五四精神”概念的提出


  顾兆熊是北京大学教授、教务长。他在1919年5月9日《晨报》“评坛”栏发表的这篇名为《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之示威运动与国民之精神的潮流》评论,是目前见到的最早有关“五四”的文献资料。


  顾兆熊称5月4日的行动为“北京学生之示威运动与国民之精神的潮流”,是铲除“旧秩序”与恶社会,建设新秩序、新社会的“示威运动”;是反对“旧道德”,提倡“新道德”的“示威运动”;是“良善分子与恶劣分子”的“可贵”的“决斗”。他从这场运动展望国家的未来,对前途充满憧憬:“吾观此次学生之示威运动,似青年之精神的潮流,已有一种趋势。倘再输以详确之学说,教以真道德之实质与决斗之作用,则将来之社会,必可转病弱为强健也。”


  作为北大学生领袖,罗家伦对顾兆熊所说的“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之示威运动”,作出了更准确、更鲜明的历史定位。他在5月26日《每周评论》第23号上发表的《“五四运动”的精神》一文中率先提出了“五四运动”这个词,比“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之示威运动”的提法更简洁、更清晰、更嘹亮。尤其是他提升出来的“精神”两字,其意义极其深远。


  罗家伦郑重地告诉人们:“五四运动”不仅仅是“感情”的,也是“理知”的;不仅仅是“青年运动”“政治的运动”“国家的运动”“国民运动”“民族运动”“打破恶社会制度的运动”,也是一场波澜壮阔的“思想文化运动”。“五四运动”折射出来的最可宝贵的是一种“精神”!


  罗家伦将“五四运动”的精神归为“三种”:第一“是学生牺牲的精神”,第二“是社会裁制的精神”,第三“是民族自决的精神”。并三呼万岁:“学生牺牲的精神万岁!”“社会裁制的精神万岁!”“民族自决的精神万岁!”


  张东荪是现代哲学家、政治活动家、政论家、上海《时事新报》的主编。5月27日,张东荪在上海《时事新报》“时评”栏发表《“五四”精神之纵的持久性与横的扩张性》,提出了“五四精神”这个词。“五四精神”的这一提法,比罗家伦“‘五四运动’的精神”更鲜明、更凝练、更科学。张东荪将“五四运动”精神概括为“雪耻除奸的精神”。所谓“雪耻”,指的是“反抗帝国主义者的侵略”;所谓“除奸”,指的是“改造腐败不中用的政府”。


神圣的运动和可贵的民族精神


  顾兆熊的《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之示威运动与国民之精神的潮流》最可贵之处,是最早提出了“运动”这个词;罗家伦的《“五四运动”的精神》最可贵之处,是最早提出了“五四运动”这个词,给“五四运动”命名,并且将“运动”提升到“精神”的层面;张东荪的《“五四”精神之纵的持久性与横的扩张性》可贵之处,是最早提出了“五四精神”这个词,给“五四精神”命名。


  这三篇文献,前后呼应、各有侧重,又层层深入、开掘提升,其用意显然是要人们感奋起来。从此,“五四运动”和“五四精神”这两个词镌入史册,“五四运动”成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神圣的运动;“五四精神”成了中华民族宝贵的民族精神。这之后,对“五四运动”和“五四精神”进行界定和阐释的文章越来越多。


  傅斯年把“五四精神”说成是“北大的精神”。他在1919年9月5日撰写的《〈新潮〉之回顾与前瞻》一文中说:“‘五四运动’过后,中国的社会趋向改变了。有觉悟的添了许多,就是那些不曾自己觉悟的,也被这几声霹雷,吓得清醒。北大的精神大发作。”傅斯年在这里所说的“北大的精神”,并不是蔡元培的“兼容并包”,而是鲁迅所说的“求新”。


 太空在1921年5月4日《晨报》发表的《“五四运动”之回顾》一文中,第一次把“五四运动”的精神概括为“民主”精神,他郑重指出:“五四运动”的精神到底是什么?就是发挥“德谟克拉西”(Democracy)的精神,拿出最大的努力,斩断奴隶索子,打破黑暗势力,创造我们的新生命!


  1925年5月4日《晨报副刊》刊登了汪典存的《每逢五四便伤神》,文中说,“今欲保存五四之精神”,必须做到两点。一是以忠恕立身忠者对己对人对事具十分热诚而负责任之谓(“恕”从旧解,推己及人之意)。二是涵养科学的精神遇事研究,判别是非,具自持不移之态度。


  以上说法代表着“五四运动”的亲历者和见证人对“五四精神”的界定和阐释。


播音小心得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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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读了“五四运动”和“五四精神”党史故事,我不由得想起了《五四纪念爱国歌》里的一句歌词“雄鸡一鸣天下白,同声击贼贼胆悸,爱国俱同心”。这正是当时的时代语境下作曲家努力突破时代局限,向“救亡”所发出的呐喊,也是全中国人民的呐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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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故事虽短,但让我记住的却不少。比如说顾兆熊的《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之示威运动与国民之精神的潮流 》、罗家伦的《五四运动的精神》、张东荪《五四精神之纵的持久性与横的扩张性》这三篇重要的文献。更重要的是我进一步的了解了什么是五四运动,什么是五四精神。作为大学生的我们,应该明白自己的使命,以及肩上所担任的责任,一起携手传承五四精神。